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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熱愛生活便永不失語——記詩歌座談會分組討論

來源:中國作家網 | 虞婧 杜佳 劉鵬波 周茉  2019年12月01日08:33

詩歌評論家王士強在朋友圈里感慨:“參加全國詩歌座談會。上一次是在1998年,那年我在家鄉小鎮,茫然不知會與文字結緣。”

為期兩天的全國詩歌座談會,既是對中國詩歌的回首與展望,也是詩人、評論家與詩歌編輯相聚在一起談詩論藝的難得時光。分組討論中,大家熱誠交流,分享彼此對詩歌的初心與真心。

詩歌書寫時代:避免標簽化

分組討論現場

詩是生命與生活的詠嘆調,詩人心懷蒼生便熱血激蕩,熱愛生活便永不失語。詩人李松濤談到,歷代中國詩人保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傳統,那就是心系眾生、憂國憂民。詩歌在今天,是心和心相互取暖的交流,是人和人精神上彼此增援的方式。他希望詩歌保持莊嚴感,能夠做時代的同期聲。

詩歌如何表現、書寫時代?詩人李輕松認為最平凡的事物也能突顯其存在的價值。她強調詩歌的“介入”作用,在虛與實之間,詩人應該在身份轉換與意識轉換的過程中回望與堅守,打破固有的套路,構建時代的精神圖景。

參與了“詩寫脫貧攻堅”等深入生活的文學活動,詩人王久辛感到“詩人把創作思路定在自己生身的土地和民眾生活中,較之浮光掠影式的創作,超越了生活表象而進入生活內里的表達,更具有文學價值。”王久辛介紹,像“舍不得鄉愁離開胸膛”的長詩創作活動,詩人們用六個月深入到鄉、鎮、村,挖掘塵埋在生活中富有現代意義的素材,創作出的長詩不僅寫出了自己的詩意生活,并且搶救出了祖祖輩輩口口相傳的往事和很多鮮為人知的地域歷史。

雖然文學界一直鼓勵現實主義創作,呼喚為時代書寫,但詩人梁平注意到,很多詩人與現實之間產生了越來越大的隔膜,缺乏認知現實的能力,同時喪失了從生活中尋找“切口”的能力,他強調:“我想應該找到那些真正值得被發現和被書寫的東西,而不是標簽化地進行詩歌創作。”

詩歌大眾傳播:出版并不夠熱

分組討論現場

對當下詩歌傳播而言,新媒體的力量不容小覷。正如黑龍江作協副主席李琦所說,在幾乎人人有手機的今天,大眾傳播對于詩歌創作起到了勾連詩壇與社會的作用,讓我們看到了詩歌迅疾和巨大的感染力。同時李琦建議,國際詩歌節、詩歌論壇、以及官方和民間的文學交流活動應該更為扎實細密,對外譯介活動做得更為長久有序,詩人間的交流越深入、越有質量,越能推動譯介工作的深入進行。

《揚子江》詩刊主編胡弦結合自己雜志近期舉辦的兩個詩歌活動,分享了他對新時代詩歌的大眾傳播、對外交流與譯介互動的看法。胡弦認為,在所有藝術形式的審美要求中,詩性都極為重要。“當下詩歌推廣的一個重要路徑是與傳統藝術結合,與現代傳媒的結合,這使詩歌以更加多元和敞開的方式走進大眾。”

詩人陳樹才在交流中提到,中國新詩創作的外在動力,大半是來自詩人對翻譯詩歌的超強敏感和有力吸收,無論從革新沖動、詩學觀念,還是語言態度、隱喻技藝等層面,莫不如此。改革開放以來,詩歌積累了一批創作和研究的重要成果,愈來愈引起國際詩壇的興趣和關注,加之我們自己搭建了國際詩歌交流的平臺,“從國外譯入”和“向外語譯出”成了一種新的詩歌現實,中國詩歌正在通過翻譯的力量重新樹立起自己的形象。

如何對詩歌進行有效并不失審美趣味的翻譯?詩人趙振江有著自己的思考:詩歌翻譯對新詩影響巨大,對外國詩歌的借鑒不要盲目地“為了模仿而模仿”,形式固然可以借鑒,但更多的是對意象等的借鑒,而不是一味地形式照搬。趙振江說,作為詩歌譯者,重要的原則可以概括為“以詩譯詩”、“最佳近似”,通俗來講是“讀懂原作之后用母語寫一首跟原作相似的詩”,是一種“二度創作”。

詩歌在大眾傳播空間的開拓提升了詩歌閱讀量,詩歌出版市場是否也相對繁榮?從事圖書出版策劃工作的劉春直言,大家公認的具有廣泛影響的作品還很少見,詩歌類出版物的傳播也并不樂觀。據劉春觀察,這些年中國原創詩歌的出版物數量不少,但有較大讀者市場的很少,能夠稱得上暢銷的更是鳳毛麟角。“當代詩人作品,能夠稱為長銷書的詩集,基本上還是顧城、海子那幾個。”

詩歌未來發展:詩人的思索與革新

分組討論現場

評論家張清華提出,當代詩人的使命是在保證寫作活力的前提下,對粗鄙和粗俗進行有效清理,引領正面、積極和健康的新風。對于如何寫好詩、拓新詩,履行當代詩人的使命,詩人們也有著自己的探索與堅守。

“民間詩人”張二棍談到,詩歌語言的開放和包容必不可少,但固守和堅持才是更為迫切和珍貴的,“大眾閱讀的方式、目的、環境都改變了,這些因素越變化越是需要我們給文字注入真善美的氣息,注入爆發力、速度和耐力。只有如此,詩歌才能進入大眾的視野,吸納和融入大眾的生活,才是有效的詩歌”。

基于漢語詩歌在宏大敘事上的缺席,詩人大解想寫一部敘事長詩。“雖然從大文化背景上看,我們處在語言大裂變的斷裂帶上,新詩出現僅僅百年,創作經驗和思想準備還不夠充分,但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在拓寬,對本土文化的深入開掘和重新發現也增強了我們的自信心。我們的民族和語言可以產生史詩,而且可以產生偉大的史詩。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做一下嘗試呢?我們不必要求自己的寫作一定成功,我們要求的是行動,即使是失敗的行動。”

呂進認為,“寫詩不能只成為自己靈魂的保姆。” 藏族詩人白瑪央金對此深有感觸。她反思,西藏的地域環境應該產生厚重博大的詩歌,但近年來比較滯后,詩人容易陷入一己情緒中無法自拔,沒有把西藏的雄渾和厚重表現出來。

分組討論現場

詩人與時代的關系,是相互影響,也是相互成就。詩人郁蔥出生在50年代,“對于我們這一代詩人說來,一個人的經歷,往往就是一代人的經歷,一個人經受的幸福和痛楚,往往就是一代人經歷的幸福和痛楚,這是我們的宿命,也是我們的幸運。”在今天,世界的變化速度和生活的碎片感日益加劇,當下詩人正歷經著嶄新的現實生活與社會圖景,面對外部以及自我的挑戰,詩人更應該保持對寫作的真誠、對自我的誠實,正如郁蔥所說:“只要寫出自己的內心世界和積淀,就寫出了這一代人的生存史、心靈史和思想史。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能成為我們經歷的時代的記錄者,歷史就會真實更多。” (虞婧 杜佳 劉鵬波 周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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