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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平vs蔣方舟:“文學和世界互動的方式正在發生改變”

來源:《花城》2019年第6期 | 何平 蔣方舟  2019年12月02日07:14

何平:你日常介入的領域很寬闊,我們的對談可以先不局限于這兩個具體的文本,或者項目。和一般的寫作者以“著書”立“說”來安身立命不同,你很多時間不是在“著書”立“說”,而是在公共空間通過當下的各種傳播媒介直接立“說”,你以自己的身體力行談談在今天的這種“說”的意義。

蔣方舟: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事情不值得去寫,最適合的載體就是“談論”。比如一些社會議題,變化非常快,有一定的重要性。但真的去著書的話,寫出來的時候這個議題就可能過時了。

所以我覺得速朽的話題就用速朽的載體吧。包括我現在寫的很多文章,我也不想出書,就想放在自己的社交平臺上讓大家免費看,因為它值得被分配的注意力有限。

何平:其實,寫作者應該有一個比自己的小世界更大的“公共空間”,而事實上,如果只看傳統的詩歌、小說、散文、劇作,我們今天的寫作萎縮得很厲害,這些文類基本上不參與“公共領域”立“說”。你是一個年輕的“老”作家,你怎么看你的寫作同行們?

蔣方舟:我心目中的寫作同行應該是在世界范圍內,我最近幾周集中地看了韓國文學,看到韓國的中青代作家的作品,我發現寫得非常好,非常現實,非常關注社會,非常當下——從年輕人的貧困、考公務員熱,到網絡水軍對政治的操控、慰安婦、朝鮮問題、“光州事件”。

有的雖然文學性沒有那么強,但是你能感到非常飽滿的生命力。我看的時候心里有種隱隱的感覺,覺得那就是中國的創作者想實現、能實現,但是沒有實現的創作生態。

國內的創作者因為有各種各樣主觀或者客觀的限制,我覺得創作總有點像盲人摸象,借助一些更隱喻、抽象、細節的書寫去捕捉現實,所以難免會讓人覺得沒有公共性。

何平:我記得三四年前剛剛開始做《花城關注》的時候,就向你約過稿。當時你的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出版了一兩年吧,我至今覺得你的這本小說集并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評價,記得我們當時交流過里面一篇寫“輕井澤”的小說,甚至,我當時想讓你給我的欄目專門寫一篇有中產階級氣質的定制小說。之所以舊事重提,是覺得當下的漢語文學其實和它的時代之間隔膜很深。看你的朋友圈,你的日常工作中大量的時間都花在閱讀,但我覺得你很少讀國內最新的文學作品。

蔣方舟:我不太在乎自己的作品得到的評價,過去是假裝不在乎,現在是真的不在乎。因為我覺得自己對自己作品的評價是最誠實和客觀的,我能感覺到自己的變化和進步就夠了。

我讀書會比較有主題性,比如我喜歡俄羅斯歷史文化,就會集中讀俄羅斯、蘇聯,乃至東歐有關的作品,而這種作品不僅限于文學,歷史、社科的都看。

所以我也并非不讀國內最新的文學作品,只是在閱讀的優先級上,我會選擇現階段自己最感興趣的。

而且現在我其實讀小說越來越少了,我之前看保羅·奧斯特和庫切通信,保羅·奧斯特抱怨:“喬納森·弗蘭岑竟然說自己不愛讀現在的小說了!”沒想到庫切說:“我也覺得時間有限,那種優秀但是平庸的小說我覺得沒必要讀。”

我并不是拿庫切類比自己,而是覺得在信息冗余的當下,每個人的注意力都變得尤其珍貴,需要考慮它的分配問題。

何平:很早之前,有一篇關于你的訪談,題目好像是“我是一個文字工作者,不是作家”。今天再看,你覺得文字工作者和作家有什么不同?

蔣方舟:文字工作者就是寫得還不夠好的作家。

何平:其實也關系到如何在今天理解“文學”,今天的漢語文學過于自我封閉,既缺少自身的更新力量,也很少參與到其他藝術中去。但之前不是這樣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和其他藝術之間就有過很好的彼此激發、共同進步的互動。

蔣方舟:是的,我有個很樸素的感覺,就是感覺文學不夠好玩了。它要么變得很重很艱澀很寂寞,要么就是很商業很暢銷很有利于影視改編。但就是不夠好玩,不夠開放了。

何平:說了上面這些,我們可以談談你這兩年介入的當代藝術,這好像也是你目前的興趣所在。《完美的結果》和《我們在海邊放了一個巨大的蛋》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說”,這種“寫作”如何去命名,Pills Press的微信公眾號稱之為“敘事腳本”,你認可這種說法嗎?你覺得在這兩個藝術項目的完成過程中,“文學”起了多大作用?

蔣方舟: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命名,也許回到了文學的本質,就是給世界編撰腳本。

在這兩個合作中,文學是藍本,也是第一塊磚頭。雖然最后文學所傳遞的東西是用建筑、用空間來表達,文學隱而不見。

我覺得自己所處的時代正在經歷文學本質的一種變化——或者說文學和世界互動的方式正在發生改變,“諾獎”頒給鮑勃·迪倫或許是某種信號。

但這兩個合作也不是我主要的興趣。我主要的工作其實還是寫小說,只是因為我覺得自己精力過剩,又喜歡玩,所以工作之余和朋友做了兩個有意思的合作,耗時都很短,我也希望能在自己閑暇之余把這種跨界合作下去。

何平:我在另外的文章中曾經談過“腳本”的文體意義,“腳本”不只是在傳統的影視和戲劇中發揮作用,比如游戲、動漫,比如你這兒的當代藝術,作為“腳本”的“文學”是可以深入討論的。

蔣方舟:對。我覺得文學不僅僅是提供情節和人物,而是提供一種深入的可能性。我之前看過一本書,是插圖家昆特·布霍茨畫了好多張插圖給四十六個作家寄去,每個作家寫出自己在其中看到的故事,米蘭·昆德拉、赫塔·米勒、阿摩司·奧茲等作家都寫了非常美的故事,我覺得那也是“腳本”。

何平:你這兩個項目都涉及“城市復興”,一個是城市遺存的再造和賦義;一個是新城市的創造,但向度都是未來性的。你的“城市研究”還會持續下去嗎?

蔣方舟:我對城市不感興趣,但我對空間很感興趣,尤其是不同的空間對人所造成的變化。空間可能是實體,可能是線上虛擬的,所以以后應該還會和不同的建筑師繼續合作和空間有關的項目。

作者簡介

蔣方舟,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陽。7歲開始寫作,9歲出版散文集。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次年在《人民文學》發表了散文《審判童年》,“將戲謔的口吻與犀利的質問、游戲的精神與坦誠的剖析熔于一爐”,獲得“人民文學獎散文獎”。2012年大學畢業后任《新周刊》副主編。代表作有雜文集《正在發育》《邪童正史》《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東京一年》,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等。其寫作展示了對自身和“被時代綁架的一代年輕人”的關切。寫作以外,蔣方舟還活躍于電視、主持、視頻訪談等領域,是年輕一代具有公眾影響力的意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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