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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麗娜“蝴蝶三部曲”:“流浪與返鄉”的命運寓言

來源:文藝報 | 安靜  2019年12月02日08:30

奧華作家方麗娜的“蝴蝶三部曲”是一組關于心靈流浪與返鄉、以及人生可能性的命運寓言。作品以“蝴蝶”為意象,以海內外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為主題,將女性的個體命運置于人類時空中,通過小人物在大時代巨浪里的掙扎和自我救贖,揭示了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故土與異鄉、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博弈,展現了世事的艱難、人性的復雜,表達了對人類的悲憫情懷。

方麗娜的創作多產而高質,具有很大的格局、很強的辨識度、很高的可讀性和思考性。在2017年出版了小說集《蝴蝶飛過的村莊》之后,僅在2018年,她便相繼發表了《情困布魯塞爾》《斯特拉斯堡之戀》《夜蝴蝶》《魔笛》等中篇小說。其中,《處女的冬季》獲“2018年都市小說雙年展”三等獎,并入選“都市小說優秀作品精選”,《夜蝴蝶》入選“2018年海外華語小說年展”(歐洲僅此一篇),她本人被臺灣《藝文論壇》推為“世界華文主題人物”。201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說集《夜蝴蝶》。

摒棄削平深度的平面化書寫

方麗娜的小說以跨國婚戀中的文化沖突為主題,故事邏輯的推演迂回婉轉、步步為營、嚴絲合縫,節奏張弛有度,精巧地設置懸念伏筆,造成很強的戲劇沖突,極大地滿足了讀者的閱讀期待。其敘事視角是雙向的,站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叉口上,或從西方的角度反觀故土,或以東方的眼光審視西方,橫跨中西的情節,緊密自然地結合在一起。方麗娜還創造出代表中華古典文化的“宋城”這個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反復出現,與眾多歐洲歷史文化名城相呼應,從歷史背景到人文環境的碰撞,豐富的歐洲元素、海外性和鄉土性形成了兩個維度:出走與返鄉,這一對矛盾的特殊張力,令小說跨越了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她善于運用蒙太奇手法進行大幅度的跨時空敘事,大量的插敘,時空交錯,過去和當下不斷切換,使得故事和人物具有深厚的命運感。作品結構如同哥特式建筑一般立體豐富,錯落有致。優雅細膩的語言風格,營造出略帶憂傷卻又透出點點溫暖的審美氛圍。

值得關注的是,從《夜蝴蝶》到《蝴蝶坊》,其小說創作進入一個新的境界,視野更加寬闊,以兩樁謀殺案代入,冷峻地直面現實人生,書寫姿態具有了犀利的批判現實主義的鋒芒。歷史上,批判現實主義曾經創造了文學史的高峰和大量經典之作,作家強調冷靜地觀察現實和真實客觀地描寫現實,通過塑造典型環境下的典型性格,批判的筆觸幾乎涉及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具有廣闊的時代性。但近年來,由于各種文學流派的興起和創作的多元化,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式微,文學與現實生活之間出現了疏離。方麗娜的創作,在吸取各種現代風格技巧的基礎上,既保持探索新的敘事方式的姿態,又傳承了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擯棄后現代主義削平深度的平面化書寫,時刻保持對現實的深度介入,對人類、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狀態進行了深刻有力的揭示,其小說的時代性也是文本的歷史性,它使文本成為當下社會特征、精神狀況、文化風物、愛恨情仇等況味的呈現。

方麗娜的“蝴蝶三部曲”中,主角是凄苦無告的女性,這位對蝴蝶情有獨鐘的女作家,懷著對女性深切的愛,在中篇小說有限的篇幅里長袖善舞,以捭闔縱橫的手筆,展示人性的淵藪,以及深淵中的拼搏、希冀和救助。

透視海內外底層女性的生存困境

《夜蝴蝶》的故事發生在國內一個貧困破敗的礦區“函鎮”,原本美麗單純、善良聰慧的小鎮女孩陸雪,被各種不公正的社會現實所擠壓,絕望中以暴易暴,殘忍地殺死了好友(也是情敵),制造強奸假象,用汽油焚尸。批評家王紅旗分析:“小說挖掘出封閉與開放、傳統與現代、物質與精神,在個體生命深處與生存世界意識流里驚心動魄的博弈。這不只是個體人的精神困境、函鎮人的精神困境,已經是全人類的精神困境。”

如果說,《夜蝴蝶》通過中國小鎮這個“點”揭示了人類精神的坍塌,那么,《蝴蝶坊》便是《夜蝴蝶》的姐妹篇,由“點”到“線”再到“面”,從世界范圍展現了人類精神的整體塌方,堪稱歐洲版的《夜蝴蝶》,小鎮女子逃到國外,依然逃無可逃。通篇充滿隆冬氣息、寒冷血腥陰郁。方麗娜長期穿梭往來于歐亞,洞悉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的差異,生活積累豐富,她的女性現實書寫,具有海外華文作者的獨特性和新穎性,對生活在異國他鄉各族女性的處境和心靈世界有著細致入微的觀察,從寬廣度和縱深度反映了時代的新問題、新危機,表現了人性、文化、歷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嚴肅的探討和批評。

作者在僅僅三萬多字的中篇里,沒有流連于瑣屑,而是以大格局、大視野、大胸懷觸及一系列現實危機小說,將目光重點駐足于秋月這個風塵女子,她的獨特身份,成為串聯起各國各階層人物的紐帶。她的伙伴牽涉出各色人等,他們用各自的方式胼手砥足地掙扎打拼,構成了歐洲社會底層群像,他們徘徊于法律的夾縫和道德的邊緣、交叉于各個族群、社會階層之間,猶如疥瘡在金碧輝煌的世界文化中心巴黎和維也納暗角發臭潰爛。對這些典型人物的描寫和心靈探幽,解開了造成其悲劇命運之典型環境的時代根源,弱勢群體還原了社會真實的底色:人類在物質貧困進而精神貧困的壓迫下,失去生存的空間,失去靈魂的歸宿,失去了精神家園。這才是真正的“鄉愁”。很多海外華文作家都愛寫鄉愁,但方麗娜的作品賦予“鄉愁”以更寬泛更深刻的意義,即每個人不僅僅在尋找地理故鄉,更在尋找精神原鄉。由此,她在“鄉愁”題材上的敘事倫理,躍上了新高度,從形而下升華為形而上。

探尋人類精神的返鄉之路

一直以來,流浪和返回精神家園始終是全球作家創作的母題。《圣經·創世紀》中記載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宗謀殺案:亞當和夏娃從伊甸園偷吃禁果后被貶下凡間,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該隱殺了小兒子亞伯,上帝對該隱說:“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里向我哀告。地開了口,從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在地上。”上帝用永遠的流浪懲罰該隱的謀殺罪,因此,在地上流離飄蕩,正是人類因這些罪惡而招致的基本生存狀況。

答案果然在風中飛嗎?人類的原罪永不得赦免嗎?作為一個有根的作家,方麗娜不甘心,她希望人們能夠通過艱苦的努力獲得救贖、寬恕和赦宥。《出埃及記》中,先知摩西帶領眾生去尋找“流著蜜和奶”的迦南之地,而小說家方麗娜則用“蝴蝶三部曲”策劃一場還鄉之旅——說到底,流浪和還鄉是文學永恒的主題。

方麗娜筆下主人公的還鄉之旅,將歸向何方?其實,在《夜蝴蝶》和《蝴蝶坊》之前創作的中篇小說《蝴蝶飛過的村莊》里,早已隱隱約約指出抗衡聲色犬馬、人欲橫流的城市文化對人的排擠壓迫,從而抵達家園的一種可能:回到土地、村莊與河流,將不平等的社會關系轉換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小說主人公以旋在城市中頻頻碰壁,卻在鄉村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

鄉村是不是方麗娜的烏托邦?大地與河流崇拜是不是一味解毒劑呢?方麗娜沒有做簡單的“尋根”想象,她筆下的歐洲鄉村并非農牧時代的貧困落后之地,而是經過現代化洗禮的、隸屬于全球化和現代化坐標體系之中的一個區域,與城市存在有機聯系;以旋這類自救救人的女子,是受過現代文明熏陶教育的知識女性,完全有別于原始的鄉嫗村婦,她的成功并非偶然。因此,這個伊甸園般的鄉村大地,已經被賦予了新的意義,設定了新的密碼。

同樣,基于對人性的信念,我們在前述的《蝴蝶坊》的結尾看到“方麗娜式”的經典暖色:殺人犯秋月走出沒有死刑的奧地利監獄,在馬休(昔日由客人發展為戀人、文中惟一的紳士)的寬容和幫助下,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關照下,配合奧地利紅十字會將特殊工作場所“蝴蝶坊”改造為服務站,旨在救助那些于奧國謀生的中國底層婦女。這個溫馨的結局,進一步引發讀者思考有關同情、仁慈、愛心等人道主義問題。

在一篇創作談中,方麗娜說道:小說是對心靈的勘探、生命的寫實,小說的復雜性源于生命的多樣性,以及人性的廣袤與深邃。這個世界向來是繁華與陰暗同在,溫暖與凄涼并存,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真正的文學,如果沒有內心深處的疼痛,不能將人物背后靈魂的悸動展示給世人,而只是把玩一種輕飄飄的文字游戲,就不會有問鼎人心的力量!以蝴蝶這一核心意象,象征人類靈魂的蛻變和人生的動蕩不安,表達其情感及對人性的反思,她醉心于充滿命運感的悲劇,因為在生存和情感困境中、在驚心動魄的故事中,可以揭示人性深處的黑洞,而在人物絕處逢生之時,又可見人性曙光的閃爍——對人性的走向和裂變的深刻描繪,對個體命運的關照和體悟,使得其寫作不僅具有文學價值,還具有哲學意義。

恩格斯1859年在《致斐·拉薩爾》的信中探討了優秀戲劇作品的標準,是“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指出這是“戲劇的未來”。評論家陳曉明認為,這種“戲劇的未來”也可以說是敘事類文學作品的理想高度,在洞悉歷史現實與感悟生命中達成思想的深刻。以此標準來衡量,“蝴蝶三部曲”正是這種兼具可讀性和思想性的優秀作品,一組關于心靈流浪與返鄉、以及人生可能性的命運寓言,三部中篇小說,燭照和呈現三種不同的精神世界、三段改弦更張的生命軌跡、三種截然不同的人生際遇。最終,蝴蝶扇動著翅膀向著光亮翩翩飛去,帶著有如羅蘭·巴特在《明室》中所描述的那種“偶然性輕盈透明的外殼”。

評論家陳瑞琳的分析高屋建瓴:“移民文學的獨家特質,中國人走向世界所面臨的困惑與屈辱,悲涼與無奈,小說毫不留情地挖掘出人性的種種黑洞,從而對現實人生展開凜冽的批判。透過人物的悲愴命運,生命哲學意義上的探索,作者發出震撼性詰問:當我們走向世界的時候,我們這個民族到底經歷了什么?方麗娜的小說,不僅是對歐華文學版圖的新貢獻,也是世界華文文學發展浪潮中的新收獲。”

縱觀世界文學,隨著多位移民作家獲得諾獎,可以預言,世界移民文學已進入問鼎巔峰的時代,世界華文文學正在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共同攀登中國當代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高地,作為其中的一員,奧華移民作家方麗娜讓我們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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