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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別字》:反復出現的細節和延續至今的往事

來源:《收獲》 |  叢治辰  2019年12月02日08:35

王松以“后知青小說”聞名。曾幾何時,因為城市難以容納那么龐大的就業人群,上千萬的中學畢業生打起背包,離開城市,奔赴農村的廣闊天地,真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遷徙。多少人生在這遷徙中發生巨變,其中悲歡可想而知。然而四十多年過去,歷史的印記無論鮮亮或是黯淡都已漸漸褪去,在今時今日的人們(無論是否親歷其事)看來,那些塵封的往事非但與己無關,簡直不曾存在。而王松在新世紀之初,以一種內斂、放松而抒情的筆調寫出一個時代的日常生活,以及平常瑣事當中的幽微人性,令如我這樣的晚輩都能心有戚戚,實在是小說打撈歷史、重塑記憶的典范,而王松也因此備受關注。

但一名作家久享盛名絕不會僅僅因為他寫了什么,更因為他如何去寫。王松的小說是好看的,這不只是在于他能舉重若輕地將一個宏大時代寫得輕松舒展,還在于他能夠始終牢牢控制小說的節奏,進而控制讀者的興致,一路讀下去。個別論者早已注意到:王松顯然有意吸納了推理小說的元素,總能夠在小說中設置謎題,構成敘述驅動力,令讀者欲罷不能。正如在這篇《別字》里,圍繞田老師猝死的真相,王松張開他的人物關系網絡,將故事講得密不透風。

推理小說憑借邏輯的力量,抽絲剝繭,層層逼近真相,看上去確實像是飽含一股勇往直前的強勁動力。但吊詭之處在于,它的核心其實是朝向過去的。一切秘密早已發生,而那些偵探們需要做的,只是尋找過往的蛛絲馬跡。推理小說的這一本質,和王松的寫作何其相似。在此意義上,王松吸納推理小說元素來構成自己面向歷史與記憶的書寫,顯然并非偶然,而是為自己的內容、主題找到了最適合的形式。而在推理小說中最值得讀者注意的,是那些反復出現的細節。一座由嚴密邏輯構成的大廈里不會存在偶然,那些細節一定通向作案動機、案件真相或者說過去時光的隱秘。而以此推斷,王松小說中那些一再被敘及的部分當然同樣不容錯過。因此,在閱讀《別字》時,我最感興趣的正是那些反復出現的細節。

小說中第一個反復出現的細節,大概就是火鍋了。“我”在火鍋店遇到了吳云江,吳云江向我講述同學聚會那天發生的意外,開啟了整個故事。但是“我”其實并不喜歡火鍋:“還不僅是不愛吃火鍋,也不放心。我絕對不相信,就是再大的火鍋店,會把客人吃剩的一鍋好好兒的湯油倒掉。而如果不倒掉,也就可想而知。曾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吃火鍋吃出過一顆假牙。我相信這顆假牙是真的。”火鍋再次出現時,果然印證了我的擔憂絕非矯情:“我這次從火鍋店回來一直不舒服,總反胃。”如此一來,從火鍋店開始的小說便蒙上一層并不那么愉快的色彩。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不愉快與被再度使用的舊物有關。無論是火鍋湯底的二次利用,還是湯底里吃出的假牙,都指向被消耗的過去。這隱隱讓我們意識到,試圖召喚過去是令人不適的,同學聚會的意外,以及“我”和“我”的同學們由這懷舊的相聚開始不斷陷入的麻煩,也就在情理之中。

最大的麻煩當然是田老師的猝死,死因之一是一個別字。這一構成小說謎底的細節,其實在此之前已至少出現過兩次。一次當然是顧大義的學生陳進步因為學錯了這個“翌”字的讀音而沒有考上縣一中,特意跑來將顧大義臭罵一頓,也正因為這一頓臭罵,顧大義才要不遠千里回到天津參加同學聚會。而在此之前,田老師堅持把“鏗鏘”讀作“堅將”,其實才是別字的第一次出現。彼時的田老師是那么理直氣壯,讓人不難想象后來她帶領全班把“立年”連讀三遍的慷慨激昂。慷慨激昂的田老師當然不會知道,自己的愚蠢和固執會在學生心中埋下怎樣的種子,而又如何間接地戕害了學生的學生之人生。對比這幾處反復出現的細節,不難理解,別字當然絕不僅僅是別字,而是別扭的時代里別扭的人們。田老師以她蠻橫的教育,所戕害的又豈止是顧大義和陳進步?唐愛國、馬文躍、吳云江,乃至于“我”,哪一個學生的人生不曾被她扭曲?

這樣的師長當然難免讓人心懷怨氣,也無怪“我”和吳云江對這場以祝壽為名的同學聚會都興致不高——逝去的時間如果是慘痛的,又有什么值得祝賀和懷念呢?但同學們畢竟大都聚攏來了,無論記得或者遺忘,也都三三兩兩地去向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致意。似乎哪怕在慘痛的時間里,世代變遷的力量也足以讓怨恨都顯得尷尬和荒誕。這又讓我想起小說里另一個細節,田老師的兩個女兒為索要賠償,向老年公寓強調她們和田老師的母女深情:“她們和田老師不是一般的母女感情,她們為什么一直不叫她母親,而是叫田老師,她們從小是在田老師的嚴格教育下長大的,田老師經常對她們說,過去她不懂,現在懂了,學好本領是自己的,只有好好學習,將來才能出國,去美國,去英國,去最好的國家接受最好的教育。”我們一定記得,這番話并不是田老師的發明,而是“我”在被迫“幫助”顧大義時說出的看法,并因此遭到了田老師上綱上線的反駁。一個老師,教給學生和教給自家孩子的觀點大相徑庭,就像開飯館的不肯吃自家燒的菜,十足惡劣。但考慮到享年73歲的田老師,在1966年不過20歲,想必并未婚配,而即便到了1976年,她的兩個女兒也至多剛上小學,那么顯然令她作出截然相反教誨的,并不是險惡的用心,而確如她自己所說,是“過去”與“現在”的巨大反差。那么在那慘痛的時間里,受戕害的又不僅僅是她的學生們,或許還包括她自己;那么她在看到那個用血寫成的,意指未來的“翌”字時,有多少曾可能發生卻被消滅的未來——她自己和別人的——一同涌上心頭呢?這或許確是她猝死的最根本原因。

《別字》當中還有一句話,幾乎一字不易地出現了三次:“學習不好的學生不一定不是好學生,而學習好的學生也不一定就是好學生”。在第二次出現時,王松特別解釋說:“學校評‘三好生’的標準,是思想好,品德好,最后才是學習好。后來這三條標準又進一步具體化,干脆改為‘政治思想好’、‘政治品德好’和‘政治學習好’,這一來也就跟文化更沒多大關系了。”這就在小說之外,勾起了我們更為豐富的記憶。1977年,劉心武發表《班主任》,那大概正是田老師的思想從“過去她不懂”到“現在懂了”的轉折時期。《班主任》里同樣寫了一個學習不好的好學生,叫做謝惠敏;那里面還有一個學習不好的學生宋寶琦,后來有沒有變成好學生不得而知,但當年卻和《別字》里的陳之濠如出一轍。種種相似不能不讓我們疑心,除了小說內部那些頻頻反復的細節,《別字》這篇小說本身,也在和42年前的那篇《班主任》遙相呼應。只是在《別字》當中,甚至連《班主任》里那個熱情、堅定而富有責任感的班主任張俊石都不會存在。四十多年過去,王松憂心忡忡地表示,或許正因為張俊石同樣也內在于那個時代,所以即便“傷痕文學”已成陳跡,“傷痕”卻如同一個陰魂不散的精神胎記,還將似有若無地傳承下去。

于是我們不能不突然想起那個很容易被忽略的人物,以及與之相關的兩個反復出現的細節。《別字》中反復提到:田老師猝死的當天,的確未曾按時服藥。這一細節證實了顧大義對于田老師的死并不負有主要責任,那么負有主要責任的應該是誰呢?《別字》中還反復提到:專門服務田老師護理員朱巧云,“好像有事”。提醒年邁的田老師服藥,當然應該是朱巧云的責任。但這位朱巧云是個怎樣的護理員呢?她散漫、功利、玩忽職守、逃避責任,對她的工作毫無熱情,對她的照顧對象毫無尊重。她的世故、狡猾與自私,和陳之濠、吳云江、唐愛國和馬文躍何其相似?——不,這樣的比較是不公正的。應該說,在歷經滄桑之后,陳之濠等人相比之下顯然更富有人情味兒。吳云江默默轉來的10萬元錢,簡直可以讓那些認為王松只擅寫人性之“惡”的評論家感到慚愧了。——但這個女人只有29歲,也就是說,她出生在1990年,是個“九零后”。那么,她的精神又是誰戕害的呢?

在一次接受采訪時,王松說:“曾經不止一次有人問我,你寫這個題材是不是為了讓今天的年輕人了解那段歷史。我的回答是,應該讓今天的年輕人了解的事情太多了,不可能讓他們都了解。換句話說,就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也可能已經淡忘了,再拼命地讓今天的人了解還有多大意義?但是,那個時期人們的心里在想什么,尤其知青這個群落里的人,他們的心理狀態、他們的情感,如果探索一下,應該說對于今天還是很有意義的。尤其是我這一代知青,當年的一些思維方式,包括處理問題的方式,已經不知不覺延伸到今天。其實,這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作者的這段自述細想其實字字沉重,卻正是對《別字》最好的闡釋。在《別字》中,王松沒有再寫知青歲月,而寫出了知青歲月延續至今,并未成為往事;故事當中的知青們都已經老去了,但那些扭曲過他們人生的東西,卻并沒有老去,而以一種神秘的方式傳承下來,同樣活躍而生動地塑造著新的年輕人們。就此而言,《別字》也是在和王松此前的創作遙相呼應,說出所謂“后知青小說”的真正意義。而在讀過種種細節的反復之后,我們應該警惕的或許恰恰是,不要讓自己再成為朱巧云,成為馬文躍,成為田老師,成為謝惠敏,成為宋寶琦,成為歷史當中令人不適卻反復出現的那種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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