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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猛《今日方知我是我》:學問博洽 文章華敏

來源:文藝報 | 于愛成  2019年12月02日08:40

王國猛《今日方知我是我》一書,以《今日方知我是我》一文為題,頗有隱喻意義。作品上來第一句,“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的中西哲人共同發出的天問,作者不從儒學、佛典、道藏中尋找例證,而是直接從人人耳熟能詳的民間圣經江湖集成《水滸傳》中魯智深的故事和偈子作為話頭,很有意味,不覺讓人會心一笑。所笑何物?是啊,魯智深非大宗師,非確有其人的大豪杰,以這樣一個演義小說里俠肝義膽義薄云天的草莽英雄來說事,頗有無中生有、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之妙。他拿魯智深來談論佛禪義理,明心見性的所由發起(“簡單明了”“心思單純”等),從一個梁山好漢談起,也許重要的不是王國猛延伸出來多少新鮮的體悟感知,更多是可見作者的趣味、旨趣和姿態:不是如古之士大夫今之孔夫子掉書袋一般一本正經地談古論今,闡發道理,抒發慨嘆,而本質上作者更像一個雜家,頗具“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無不貫綜”之余韻和氣派。

這種駁雜和貫通,表現于收入集子的105篇作品,談天說地,談古論今,談情說愛,談心說物,談禪說道,開闊而縱深,飛揚而自如,能放也能收,而且每篇文章都總能做到卒章顯志,見物見人見精神見觀點。某種意義上講,也許作者的觀點不見得總能獨樹一幟,卻頗有幾分禪師之風,呈現截斷眾流之勢。這是作品總體的一種格局和格調。

自然,談歷史的經驗,形成一種古今對話,才是作者的偏好。或者說互文,是王國猛文章的一個顯著特點,這種互文,表現在他的文章,多是古今對照,古今對應,古今互釋,古今同題而同義或者衍義,抒發一種今夕何夕之嘆。

換種說法,就談論歷史經驗的文章而言,王國猛文章知識性、趣味性、思想性兼備。蔚為大觀多篇談史文章,如《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文字穿行于詩與史之間,以詩證史,以詩入文,堪稱王文招牌。仔細看來,會發現作者仍能寫出一定新意,比如故事性、敘事性的技法的引入,也當是一種新的特點。

不妨細讀幾個篇目。

像《財散則人聚 財聚則人散》,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頗有南懷瑾先生之風。而且此文凸顯了作者考據癖、歷史癖的一面,怎么就能記住這么多的例子,這么多的同類故事,這么多的同中有異的例證?不愧是地質專業出身、古典文學專業畢業的才子,考古、考據與地質勘探,也許在某種思維方式上產生了共鳴、共振,發生了對作者的改變。

《理已說盡 情已抒完》,顯見作者才氣和淵博。文末一段,作者從燈火通明喧囂之處退回書齋一隅,發出“理已說盡,情已抒完”的慨嘆——老調子已經唱完,新調子無一不是老調子的重彈。怎么辦?說還是不說?唱還是不唱?噫,六經注我已經足矣,何必再我注六經?道理已經說盡,何苦自以為是?

《在別人的城市放松》,這種縱性情任自然的文章,反而更顯才情,也是散文的正統,寫出來“有我之境”。無顯擺、夸耀、刻意,有自然之美,并能捕捉到瞬間的稍縱即逝的個體獨有的感覺。

《名著士林的兩個夢》《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等講史文章,盡管作者本意仍是發思古之幽情,對故事傳說和歷史人物做出評說,但這類文章更多地是進行故事的講述,夾敘夾議之中,論從史出,自然而然帶出來見解。這就涉及一個對故事的復述和對歷史敘事的重述問題,也很大程度上是對作者文學功力形成一種考驗。復述和重述,是最容易露怯的,最容易語焉不詳、似是而非、掛一漏萬的,而作者卻能敘述耐心、精到、清晰、有趣、有味,故事的要素、事件的因果都在短短文字中得到呈現,殊為不易,可見講故事對作者來說頗能駕輕就熟。

《朋友》等寫人寫事的文字尤佳,珠玉滿盤,溢彩流光,體現修辭的力量。《朋友》之題,當屬老生常談,難出新意,如果只是寫個道理,更是三言兩語足可言盡、意盡、理盡,或者說這篇文章最后一段的總結性部分已經足夠。但由這樣一個話題,作者卻能洋洋灑灑寫出一大篇錦繡文章,做成一篇讀來可吟可誦可把玩的大文章,端賴作者的修辭之功、語詞之力,將語言一定程度上的自足性發揮出來,靠著這種功能和邏輯的推演、審美的建構,文章就具備了完整性、形式感和審美性。因此,我們也可以因此得到確證,文章的做法,也正如小說的做法,詩的做法,形式感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不可小視的。

再看看集子中的典范之作《真名士自風流》,作者飽讀詩書學問家的一面淋漓盡致,對歷史知識、掌故、人物的熟稔,讓人贊嘆。余世存的《非常道》說歷史洋洋大觀,王國猛說起歷史來也有點不遑多讓,而且能做到展開來,對材料用起來。不少篇什甚至做到了梳理辯證,正本清源,是典型的學問之道。從這篇文章也看出,作者語言明顯的古典主義的偏好,即善用四字句、古語、短句,有明顯的音韻鏗鏘之感,文字雅正之感,節奏語氣的行進之感。

也許可以歸納一下,作為一個喜好古文、古詩、古物、古人的學者,《今日方知我是我》一書可以說是厚積而薄發,博洽多聞而通達詳明,當屬一種學者散文、文化散文的歸類。總體來講,寫得睿智、有趣,文字上相對樸素干凈,平實如話,不花哨,不賣弄,多舉例證,旁征博引。或者說,每每從史實中來,史例中來,不突兀,不貿然,卻又能不掉書袋;經常似一本正經,正襟危坐,如老先生講古、說書人講史,但對史、對事、對人、對歷史經驗的通透,卻讓他每每講出來智慧、機趣、有幾分禪鋒的道理。而且作者對故事性的擅長,總能使得文章頗具雜家之妙。

可見作者到底是個文人,是個喜形于色的人,是個坦蕩之人。雖說“最是文人不自由”,但作者卻能在歷史、文化、哲學的穿行與思考中,有所體解,有所領悟,“今日方知我是我”。“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即使“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自然,對于向往并身體力行“玄心、洞見、妙賞、真情”之名士“風流”的作者,我們當有更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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