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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縱欲與虛無之上” ——《應物兄》論札

來源:《南方文壇》 | 馬兵  2019年12月02日08:50

關于韋伯的演講集《學術與政治》,哲學家錢永祥寫過一篇題為《在縱欲與虛無之上》的著名文章,以探討韋伯論及的“心志倫理”與“意圖倫理”,以及現代知識者徘徊于二者間的復雜狀況,其中寫到:“如果對于意義的渴求是一種欲望,縱欲指的便是對于意義的存在有太多幻覺,對于人類的作為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對于此,當縱欲的亢奮高潮帶來的只是虛脫挫敗,幻覺與信心會在瞬間崩解,淪為對于一切價值的麻木虛無心態。在除魅后的近代世界里,意義的問題逐漸浮現,解決的唯一資源又只剩下作為主體的人自身,縱欲與虛無之間的輪替交迭自然愈演愈烈,表現了人類每一次建構意義時從張狂得意到失敗喪志的循環。”又云:“縱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視希望破滅的事實;虛無者則放棄一切希望,不敢在廢墟中再有所堅持。兩種心態所表現的傾向其實是一樣的:軟弱而無力承擔時代所提供的機會與責任。”[1]

讀完《應物兄》,尤其到小說終卷,被運煤車撞到天空的應物兄聽到遙遠的如天上飄來的聲音追問他自己的身份時,一種沉重到令人無法承受的虛無感油然而生——李洱用十三年的時間寫下了八十萬字的《應物兄》,在這些年中,他多次談到“虛無”與洞穿“虛無”的話題,而在應物兄那個荒唐也是宿命的結尾中,我們分明看到,為了“太和”研究院的籌建和儒學的現代傳播而鞠躬盡瘁的應物兄并不能死而后已,這個以儒學搏求時代意義的追索者留下的也是關于“縱欲”與“虛無”之辯的冗長的回聲。因此,我們可以說《應物兄》是一部充滿了對知識者今日責任與命運的體貼和憂懼的大書,雖然它沒有答案,留下的只是一個個置身兩難困境的悖論者的心靈,以及追問信義、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動人的姿態。

作為“終極詞匯”的“日常生活”

小說第33節,文德斯與應物兄討論理查德·羅蒂,引出“終極語匯”一詞,文德斯告訴應物兄:“羅蒂認為,每個人都帶著一套終極語匯。我們每個人都會用一些語詞來贊美朋友,譴責敵人,陳述規劃,表達最深層的自我懷疑,并說出最高的期望。我們也用這些語詞瞻前顧后地講述人生。羅蒂認為,這些語詞就是一個人的Final vocabulary。”[2] 。由此,我們也想反問,李洱關于小說的“終極語匯”是什么?這對理解《應物兄》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李洱曾說過,此生只打算寫三部長篇,分別寫給歷史、現實與未來。相比于寫給歷史的《花腔》,《應物兄》的寫作居然歷時十三年之久,這一來可見李洱不為世移的定力,在當下文壇整體浮躁的大背景下,他的精細和耐心真是難得的清流;二來也足見,強攻現實比強攻歷史艱難得多——大約十年前,在與梁鴻的對談中,李洱對其時已著手創作的新長篇何時完結不置可否,無法順利推進的原因是,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貼著個人經驗,切實地“從日常生活的層面真正進入當代史”[3] 。是的,“日常生活”。考慮到李洱在文壇暫露頭角時,通常被作為新生代作家的一位,雖然他自己對此歸類敬謝不敏,但是無法否認,在經歷了新寫實小說的洗禮之后,瑣屑的日常生活早已經脫敏,并從宏大敘事的蔽抑之下順利逃逸出來,成為新生代等后起寫作者的策動力甚至是方法論。然而又必須注意的是,從一開始李洱對日常生活的理解就包含著一種鮮明的批判向度,這種批判當然不是重返宏大立場的批判,李洱并不認為雞毛蒜皮的“煩惱人生”或者對世俗欲望的尊重與平視就等同日常生活。他理解的日常不但關聯一個時代的現實狀況,還包含著自覺的文化意義的訴求,既是一個具有奠基功能的基礎情境,具備意義建構與生成的功能,又是調試與界定自我的秩序體系,是個體獲得身份意識與進行歷史角色移置的基本前提。早在二十年前,與李敬澤、邱華棟、李馮、李大衛等人對談時,他便說得非常明確:“日常生活對作家來說是一個基本挑戰,就是你怎么處理現實,處理現實的能力怎么樣,如何賦予平庸的現實一種形式感。……我覺得應該非常警惕,寫日常生活,但不應該沉迷于日常生活;寫日常生活的一個基本手法是觀察,從自我觀察,也從外部觀察,使它具備一種批判性,這種批判性很容易喪失。可能他無法明確地指出意義,但意義肯定是建立在基本的批判上面的。有批判才有意義,而我們非常容易失去批判性。”十年前,在與梁鴻的對談中,他又如此說道:“日常生活的寫作,個人化的寫作,同樣可以具備歷史想象力,就看你怎么處理了,就看你的寫作是否有穿透能力了。從表面上看,九十年代以后,作家在處理個人生活的時候,好像是把它從大的歷史敘事中分離了出來。但是,說到底,你是無法分離的,你的個人生活也是歷史敘事的一部分。”[4] 而到了《應物兄》中,他又借陸空谷之口道:“正像程先生所言,在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儒學研究從來都跟日常化的中國密切聯系在一起,跟中國發生的變革密切聯系在一起。儒學從來不是象牙塔里的學問。”[5]

綜上可見,李洱對日常生活之批判維度、歷史想象力,以及與儒學現代化的關系的理解是一以貫之的。也因此,在《應物兄》中,他圍繞程先生歸國和濟州大學籌劃建立“太和”儒學研究院一事,措置裕如地安排一眾知識精英登場,在妙思紛集、知識密度極高的對白中,嚴肅地思考化入倫常日用的儒學今日之命運,思考思想者在今日信息與消費主義至上的日常中的自由與擔承的問題——這些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切要的部分。由此我們可以確定,李洱小說真正的“終極語匯”就是“日常生活”,更準確地說,是容納進歷史思考的“日常詩學”。

《應物兄》主要寫了三代知識分子:程濟世、喬木、姚鼐、雙林、何為、張子房一代,應物兄、華學明、汪居常、敬修己、文德斯、費鳴、陸空谷等一代,還有應物兄的弟子輩如張明亮、易藝藝、孟昭華等新一代,三代人以年齡為序,在思想結構上大致有一個從價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遷變,然而即便在第一代知識分子那里,他們對意義的尋求卻也要折返到日常生活中落地回響。對應于包括應物兄在內的眾多人物在小說中的形跡:對故國故園念茲在茲的碩儒程濟世,致力于在儒教與現代性之間建立有效的闡釋路徑,背后是杜維明儒學三期說的影子,然而正是他的意欲返鄉給故地帶來一番無法預料的變故,他自己也被家庭、子嗣的生活之網所困;喬木先生、姚鼐先生、費鳴等高校人文學科的教師則有經有權,一面傳道授業解惑,一面不免為各類俗物所累,且已學會隨世俯仰,所謂“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然而這種權變之下卻是應物兄那如喪家犬般“無家可歸”之嘆;還有將儒學作為政治資本的欒庭玉、葛道宏、董松齡,儒學搭臺經濟唱戲的季宗慈、鐵梳子、黃興、雷山巴等人,他們的政治抱負和財富夢想也都一并匯聚在日常生活的管道之上,左奔右突,興風作浪。

小說以“應物兄”為名,并不斷對“應物”二字做解說,如“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等等,其意正如應物兄對費鳴所言,是要“把人的尊嚴、人的價值,放到日常化的世界去考察”。“應物”一詞,在中國傳統語義場中,多為道家所用。《莊子·天運》曾以舟車之喻講“應物”之理:“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于魯,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按成玄英的疏解,孔子周游列國推行周禮,然在宋衛受辱,又困于陳蔡,便因為拘執不變通,所謂“夫圣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6] 。因此,“應物”之名隱含著一個大的追問,那便是以窮理格物為職志的儒學如何因應復雜的日常世界。小說中,應物兄的名字因為一本儒學普及讀物而陰差陽錯地從“應物”變成“應物兄”,程先生調侃他是“以物為兄,敬畏萬物”,然而事實是,從一出場他即在疲憊地面對那個一直在努力去塑造他的巨大生活世界,對于“物”的應對,我們的應物兄進退失據,此岸與彼岸、廟堂與廣場、學統與道統、犬儒與執念、1980年代與21世紀、反躬自省與隨波逐流、自我嘲諷與自我嘉許,這些對立的范疇既讓他留戀,又讓他抗拒,而他越投入太和研究院的事物,距離“應物無累”的逍遙之境就越遠。

在小說里,應物兄與外圍的關系構成了“意義邏輯”與“生活世界”之間的日常中介,他也因此成為“處于斷裂和連續的歷史韻律之中”的眾生中最值得剖析的那個個體。小說開始,因為寫作《孔子是條“喪家狗”》而成為文化明星和媒體寵兒的應物兄,看到自己出現在不同的電視頻道里,感覺非常陌生,“就像是站在歷史和現實、正劇和喜劇、傳說和新聞、宗教與世俗的交匯點上”,這是他第一次驚覺自我應世的面目。而到了小說的終卷,執著于找到程家舊宅真相和真正具有道德感事業的應物兄被撞向天空,他再次問自己:“你是應物兄嗎?”“這次,他清晰地聽到了回答:“他是應物兄。”[7] 從迷失到尋回自己,應物兄似乎終于做到了所謂的“君子藏器于身,應物如響”,只是這里的第三人稱的答復又讓其身份變得具有了反諷的況味。

從道義與個體命運的角度來看,應物兄無疑是一個失敗者;從深度介入日常生活的經驗范疇而言,應物兄又堪稱一個悲壯的英雄,小說正是借助他映造儒學傳承中的“因、革、損、益”及當下命意,鏈接出三代知識群體和整個士林的頑疾,輻射出從廟堂到江湖、從跨國資本到販夫走卒的廣闊生活世界,從而做到了將歷史深度與價值關懷融入“此在”與日常經驗的組織肌理中,并予以有效處理。這讓我們想起列斐伏爾談到的,把思想與日常生活的感性世界做區隔,這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異化”形式——“我們要做的不過是睜開我們的眼睛,離開形而上學的黑暗世界,離開虛構的‘內心世界’的深度,這樣,我們就會立即發現日常生活的最平凡事實里所包含的人類財富”。[8]

無限的知識“清單”或別一種儒林敘事

相比于《花腔》《遺忘》等前作,《應物兄》沒用特別外顯的后設技巧,但小說的形式強度并沒有降低反而增強:一方面,它更好讀了,有些章節的機鋒和智趣令人叫絕;另一方面,它也更難讀了,盡管小說圍繞程先生的回國和太和研究院的籌建來展開,線索相對清楚,但其真正的敘事能量卻來自于隨處可見的西方哲學、本土儒學和各類雜學知識的旁逸斜出。小說第34節,欒庭玉宴請葛道宏和應物兄,應物兄第一次見到了石斧唐風,聽其將粗鄙與精細的諸種知識信口道出,不禁納悶:“這個石斧以前是做什么的?這些邊邊角角的知識,雜碎一般的知識,怎么記得這么牢?”[9] 這句調侃大約是李洱本尊的現身說法,作為讀者的我們也有同樣的好奇,小說家為什么把這些邊邊角角的知識記得那么牢?

眾所周知,卡爾維諾在《美國講稿》的最后部分,率先引用了同胞卡爾洛·埃米利奧·加達的作品來討論小說中的“百科詞典傾向”:“在加達的短篇小說以及他的長篇小說的各個情節里,每一件物品,哪怕是最小的一件物品,都被看做是一張關系網的綱,作者不能不去注意它,結果小說的細節與離題發揮多得數不勝數。小說的主題就這樣向四面八方伸延,范圍越來越寬,越來越廣。如果這些話題能夠向各自的方向發展的話,那么它們就會包羅整個宇宙。”在羅列了福樓拜、穆齊爾等另外幾位有著知識癖好的小說家之后,卡爾維諾進而說道:“我希望傳給21世紀的標準中最重要的是這條標準:文學不僅要表現出對思維的范疇與精確性的愛好,而且要在理解詩的同時理解科學與哲學。”[10] 就這點而言,《應物兄》很像卡爾維諾期待的如晶體一般的“超級小說”在21世紀的忠實回應,評論界和讀者也爭相用“百科全書式”的巨作來定義它。的確,小說對各類細節和知識進行離題發揮的地方也是數不勝數,最典型的如應物兄師徒圍繞珍妮《儒驢》的漫談,程先生對螽斯知識考古式的說解和華學明復活濟哥的科學實驗,還有唐風幾次關于風水的玄談,似乎小說中任何一個細小的話頭都能牽扯出一條完整的學科譜系,那些近乎炫技一般的知識,關于驢、關于馬、關于狗、關于羊雜碎、關于蟈蟈、關于丸子、關于“敦倫”、關于孔孟、關于儒學的現代性轉換、關于柏拉圖、馬克思、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和羅蒂,李洱有意將它們擁塞到小說的各條支脈中,讓閱讀變成一場知識的筵宴,直到兀自構成一個雜學的“宇宙”。只是,這依然沒有解決我們的疑問,這一切的知識是必須的嗎?其帶有內暴力的敘事當量到底意欲何為?

卡爾維諾本人對此的回答是,這種知識的漫漶是小說可以讓作者超越自我局限的有效方式:“每一個人都是一本百科辭典,一個圖書館,一份物品清單,一本包括了各種風格的集錦。”[11] 他談及清單,有趣的是,與他幾乎同輩的另一位以“百科全書式”的寫作而風靡全球的意大利人艾柯編寫過一本名為《無限的清單》的博物類美學著作,其中提到一個富有啟發的觀點:仔細看喬伊斯或博爾赫斯筆下的清單,我們可以清晰看出,他們所以開清單,并不是因為計窮,不曉得要如何說出他們想說的事情。他們以開清單的方式來說他們要說的話,是出于驕傲,以及對文字的貪婪,還有,對多元、無限知識——快樂的知識——的貪求。清單成為將世界重新洗牌的一種方式,……亦即累積屬性,以便引出彼此遙不相及的事物之間的新關系,而且對一般人的常識所接受的關系加以質疑。”[12] 借用這個說法來看《應物兄》,我們會發現“百科全書式”的小說觀念具體體現除了人物的口舌之厲,還在于那些以注解的形式形成的知識清單——李洱的蓄意為之,原來乃是他一直致力嘗試的以“引文”寫作的必然,所謂“引文上下,括弧內外,就是知識分子存在的疆域。”[13]

小說的第一個注釋是對“有事,弟子服其勞”一句出處的注解,然后各種關于詩文、方言和外語的注釋紛至沓來,上至先秦,下迄今世,旁征博引與戲擬仿作混于一爐,凡二百八十余條,它們既對小說線性的時間做了一種空間的分割和延宕,又為讀者洞開了一個個理解人物置身情境的派生語境。這些知識清單本身是文本的附加成分,但又增益了主文本,甚至有意喧賓奪主,成為小說與歷史和外部世界建立關系并進行意義增殖的依仗,其自身也如智性和開放的迷宮——就像艾柯說的,清單為一組漫無秩序的事物賦予了秩序。

然而,這些知識清單的開列者——那些引經據典的知識分子與此同時卻在遭遇著各種挫敗和磨損,應物兄自不必說,即便是作者本人推重的何為、蕓娘和文德斯兄弟,也在無奈地“撤離現場”,他們留下了理想的種子和思想的火花,可是知音寥落,因為那一個激發“思”的年代過去了。十年前,李洱即談到過:“在寫作的方式上,我盡量做到混亂,想亂中取勝,想寫出一種濁浪排空式的、沙塵浩蕩的感覺,同時小說又是用各種知識構成的,每一句好像都有來歷,都是引經據典的,各種知識的妖魔鬼怪全都出籠了,都從瓶子里跑出來了。可是盡管知識分子懂得那么多,他仍然無法解決自身的難題,連最小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有些問題他好像解決了,但實際上給他帶來了更多的麻煩,讓他更有失敗感。這樣的小說,以前好像沒有吧?”[14] 這樣看來,《應物兄》里無限的知識清單最終構成的是一個有著強勁的瓦解力的巨大反諷:知識分子的知識困境不但在于其身份從鮑曼所謂的“立法者”轉變為“闡釋者”,更在于知識的救贖意義已經衰減殆盡了。

小說中,濟州大學的學術報告廳叫巴別,這個名字自然讓人想起博爾赫斯那篇玄學意味濃釅的短篇《巴別圖書館》,在這個小說中,博爾赫斯說:“幾乎所有書都有不完整和混亂的性質。”而在希伯來語中,巴別本來就有“變亂”的意思。李洱將巴別搬到《應物兄》中,而且將其塑造為濟大學術規格最高的殿堂,是否也在隱喻知識的“變亂”呢?艾柯在《無限的清單》里多次談及博爾赫斯,其中特別列舉了博爾赫斯曾杜撰過一本關于中國的書叫《天朝仁學廣覽》,書中將動物做了“(a)屬于皇帝的(b)涂上香料的(c)經過訓練的(d)乳豬……”等奇怪的分類。博爾赫斯的這本虛無之書也是促發福柯寫作《詞與物》的直接根由,在《詞與物》的前言部分,福柯說:“博爾赫斯的這個段落卻讓我大笑了好長時間,也許是因為接著產生了疑慮:存在著一種要比不適的東西和不適合的東西的聯結更糟的無序。”[15] 而艾柯則說:“經過博爾赫斯如此分類,清單詩學達到異端的極頂,橫眉冷對前此一切邏輯秩序”,其啟動的是后現代主義式的“形式的崩潰”[16] 。李洱亦常言及“詞與物”的關系,《應物兄》便數次提及,他認為傳統的發揚、延續與所謂的創造轉化的根本要落實在“詞與物”上。如果說,福柯《詞與物》的知識考古是要弄清楚近代以來西方文化觀念中,“人們為了建構在語法和語文學、自然史和生物學、財富分析和政治經濟學中所使用的那樣實證的知識基礎,人們曾在時空中認可和設定了哪種秩序形態”[17] 。那么,李洱的努力庶幾也可做類似理解,只是某種程度上,他又回到了博爾赫斯的那個起點上。

因為龐雜的知識嵌入,還有對知識精英群體的塑造,《應物兄》很容易被納入到《儒林外史》《圍城》這樣一條“儒林敘事”的文學史脈絡中觀照。小說出版后,有批評家即贊之為“升級版的《圍城》”,不過李洱本人倒是保持了對被做簡單歸類法的習慣警惕,他認為就敘事視點和投入的悲憫而言,《應物兄》與《圍城》并不一致。除了敘事之外,《應物兄》對知識及知識分子的反思與批判立場與《圍城》也是不盡相同的,它延續了《導師死了》《午后的詩學》《饒舌的啞巴》《遺忘》《夜游圖書館》《暗啞的聲音》等前作,人物的互文關系清晰可見,那種難以將敘述者自身抽離的荒誕與悖謬亦無處不在。

且讓我們回到應物兄的名字和使命上來,橫渠先生云:“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又謂:“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18] 在張載看來,一個人的知識若止于“聞見之狹”是無法窮理盡性的,這大約便是應物兄等諸知識分子兩難的癥結所在,這個兩難并不只是道德意義的,更是知識論意義上的。“在縱欲與虛無之上”,是應物兄的宿命,也是寫作者面向存在的勇氣。

作者簡介

馬兵(1976— ),男,山東鄒城人,現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副院長、博士生導師。2004年畢業于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師從文學史家孔范今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曾任職于山東文藝出版社,歷任編輯、編輯室主任。2007年7月調入山東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與新世紀文學熱點話題的研究。出版、主編著作數種,主持國家和省部級項目多項。曾獲山東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劉勰文藝評論獎、泰山文藝獎,系中國現代文學館第四批客座研究員,山東省作家協會首批簽約評論家,大益文學院簽約作家。

 

【注釋】

[1] 錢永祥:《在縱欲與虛無之上》,《讀書》2001年第6期。

[2] 李洱:《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61頁。

[3] 梁鴻、李洱:《九十年代寫作的難度》,《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5期。

[4] 李大衛、李馮、李洱、李敬澤、邱華棟:《日常生活——對話之二 1998年11月3日》,《山花》1999年第2期。

[5] 李洱:《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14頁。

[6] 郭象注、成玄英疏:《莊子注疏》,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78頁。

[7] 李洱:《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0、1040頁。

[8] 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頁。

[9] 李洱:《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頁。

[10] 卡爾維諾:《美國講稿》,《卡爾維諾文集》,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413頁。

[11] 卡爾維諾:《美國講稿》,《卡爾維諾文集》,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頁。

[12] 翁貝托·艾柯:《無限的清單》,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頁。

[13] 李洱、房偉:《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穿行——李洱訪談錄》,《百家評論》2014年第3期。

[14] 梁鴻、李洱:《九十年代寫作的難度》,《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5期。

[15] 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4頁。

[16] 翁貝托·艾柯:《無限的清單》,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頁。

[17] 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之“譯者引語”,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頁。

[18] 章錫琛點校:《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333、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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