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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新近刊布的瞿秋白王劍虹書信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唐茹玉  2019年12月02日08:28

《秋之白華:楊之華珍藏的瞿秋白》,瞿獨伊、李曉云編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

1924年1月,瞿秋白與王劍虹結婚;7月,王劍虹病逝。圖為王劍虹(右)和丁玲在上海大學期間的合影

1930年7月,瞿秋白和楊之華在莫斯科的合影

瞿秋白與王劍虹1923年至1924年間互通書信中最早的一封,迄今已96年。最近由瞿獨伊、李曉云編注的《秋之白華:楊之華珍藏的瞿秋白》把這37通遺札連同瞿秋白與楊之華在1929年間的通信、照片、手跡以及楊之華的詩、文、譯作,首度集中公諸于世,堪稱二十年來瞿秋白手稿及相關史料公布之最。這些書信、詩文、譯作,記錄的是受五四新文化洗禮的青年們的個人生活,他們的愛與恨,追求與思索,雖不一定是最光輝的,但卻是最真實、最人性的一面;這些記錄,并不在敘述革命者的英雄性與神性,字字句句卻向讀者展開他們實實在在經歷的生活軌跡,原汁原味,未經刪改,因而彌足珍貴。本文僅就瞿秋白、王劍虹通信略作評述,以紀念瞿秋白英勇就義84周年、王劍虹逝世95周年。

一、相識于南京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瞿秋白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南京,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他的另一身份是代表青年國際執行委員會與會。原來,青年國際負責人達林因故不能來華出席大會,曾委托馬林代他參加,而馬林離華在即,又委托瞿秋白代理。

瞿秋白到南京參加青年團二大,是貫徹中共三大關于國共合作的決定,青年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應保持獨立嚴密的組織,并同中共言論行動保持一致。會議期間,施存統(團中央書記)、柯慶施(團中央干部)陪同瞿秋白去見兩位在南京過著游蕩工讀生活的女學生王劍虹、丁玲。據丁玲回憶,新朋友瞿秋白一出現,便讓她倆感到他的與眾不同。他不只是一位出色的共產黨員,而且別有風姿與情趣:“這個朋友瘦長個兒,戴一副散光眼鏡,說一口南方官話,見面時話不多,但很機警,當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的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的飄過來……”(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憶秋白》,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頁)會間閑暇時,他們同游靈谷寺等名勝,互相加深了解,兩位女學生很快就被瞿秋白的英俊瀟灑、機智幽默的風度所吸引。

王劍虹此時二十出頭,丁玲十九歲,都是身受五四新文化啟蒙并在愛國運動中表現不凡的新女性。王劍虹原名王叔璠,四川酉陽人,早年喪母。父王普山(勃山)擅中醫,通文史,尤好詩詞,同盟會員,民初為國會議員,追隨孫中山,曾在廣州革命政府任職。王劍虹幼時讀私塾,后入高小。1916年考入湖南桃園第二女師。五四運動中,成為學生領袖。在與保守派論辯時,她臨機應變,言辭犀利,口若懸河,氣勢奪人,令對手瞠目結舌,引得聽眾熱烈鼓掌,被丁玲譽為一團烈火,一把利劍。1920年隨父到上海,改名劍虹,源于龔自珍《夜坐》詩“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原本溫柔美麗的女孩,卻壯懷激情,向往如虹劍氣,這正是她的真性格。

王普山通過國民黨元老謝持引見王劍虹到黃興夫人徐宗漢主持的中華女界聯合會做文字工作,由此結識徐的秘書、李達夫人王會悟,以及李達、陳獨秀、邵力子等人,參與創辦平民女校和《婦女聲》周刊。1921年12月10日,她在《婦女聲》創刊號上發表《女權運動的中心應移到第四階段》一文,呼吁知識婦女組織團體,加入無產階級革命軍。隨后又發表《輪舟晚景》詩,以及《節制生育保持戀愛》《他配罵自由不合理嗎?》《姐妹們可以起來了》等文,涉及婦女運動前途、方向、方式方法。1922年4月,上海浦東日華紗廠罷工后,參與募捐、慰問和講演。在黃愛、龐人銓追悼會,以及馬克思誕辰和十月革命紀念活動中,都有她活躍的身影。平民女校于1922年2月正式開學,在這之前王劍虹回到湖南,從常德把丁玲帶到上海。她們在女校聽過陳獨秀、李達、沈雁冰、邵力子、陳望道等人的講課。沈從文當時和她們有過一些交往,他印象中,“當時丁玲女士年齡不過十七歲,天真爛漫,處處同一個男孩子相近,那王女士卻是有肺病型神經質的女子,素以美麗著名”(《記丁玲》,沈從文著,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頁)。一年后,她們不滿平民女校類似短訓班的教學方式,便離開學校游蕩到南京,準備按自己的理想去讀書和生活。寧可到紗廠當女工、當家庭教師,或者做傭人、賣花人,也要自己安排人生。她們生活極度清苦簡樸,節衣縮食,出門辦事徒步行走,把省下的錢全部買書讀。她倆都愛好文學,劍虹年齡稍長,經歷比較豐富,讀的書也多,丁玲說她更有思想。兩人聽瞿秋白講蘇俄,講文學,講社會,都聽得著迷。她們以前在平民女校聽過一位教師講蘇俄,與瞿秋白相比,前者如同瞎子摸象,后者則是熟練廚師剝筍,真是天壤之別。

瞿秋白出國前的慘淡經歷,寒儉艱苦的生活,追尋理想的強勁心態,與王劍虹相似,因而理解她們的處境。當他知道她們熱愛文學,讀過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的作品時,他的話更多了。他贊賞她們的熱誠追求和自由意志,但他希望她們改變東流西蕩的不安定的生活現狀,真誠地建議她們到他正在創建的上海大學,并保證讓她們自由聽課、自由選擇。

1923年秋,王劍虹、丁玲進入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二、相戀于上海

瞿秋白是上海大學教學體系的設計者,又是踐行者。教學、寫作、編輯、翻譯,還有黨務。工作雖忙,但他幾乎每天課后都到王、丁住處,教授俄文,同她們平等地、自由地暢談共同感興趣的話題。丁玲回憶說:“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幾乎每天下課后都來我們這里。于是,我們的小亭子間熱鬧了。他談話的面很寬,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復興,也講唐宋元明……把我們當作同游者,一同游歷上下古今,東南西北。”(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憶秋白》,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頁)

就在這時,王劍虹與瞿秋白悄然相互萌發暗戀之情。愛好詩詞的王劍虹,在她熟悉的詩人作品中尋覓含蘊的傳情名句,即使假裝若無其事地讀書,她的眼神也觸動了敏感的瞿秋白。

愛在心底,卻拘束了行動。一個冬晚,丁玲、王劍虹邀請瞿秋白、施存統、王一知,五人一道去住處附近的宋教仁公園散步賞月。瞿秋白有些沉默,或者憂郁,不像往日那樣熱情歡暢,那樣滔滔不絕地議論風生了。分手時,他和施存統悄悄從另一條路走了,沒有同王、丁告別。見到這情形,王劍虹沒有說話。第二天,瞿秋白沒來亭子間。王默默讀書,竟夜失眠。第三天,丁玲到施存統、王一知夫婦家,遇到瞿秋白,丁打招呼,瞿說沒事即走。施告丁:瞿說他確實墜入愛河里了。丁回告王,王沉默不語。兩天后,王突然說她要隨父親回四川老家。丁問為何?王苦笑說:一個人的思想總會有變化的,請你原諒我。這令丁百思不解。稍后,瞿秋白來,丁大吼:你走吧!再也不要來了。丁在墊被下發現一張寫滿詩句的布紋紙,一行行火辣辣的情詩,顯然是劍虹熱戀著瞿秋白。丁玲說,劍虹是一個深刻的人,她不會表達自己的感情;她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她可以把愛情關在心里窒死她,她不會顯露出來讓人議論或訕笑的。稍后,王劍虹回來告訴丁玲,她一周后就隨父返川。丁玲推說去施存統家,就揣著那張信紙去找瞿秋白。

瞿秋白接過王劍虹詩箋,讀了多時,激動地問:這是劍虹寫的?丁玲點頭:劍虹是世界上最珍貴的人,你去我們宿舍,她在那里……你們將是一對最好的愛人,我愿意你們幸福。兩小時后,丁玲回到宿舍時,見桌上散放著寫滿文字的紙張,看來他們是用筆交流,抒發愛意。王劍虹一反憂郁不歡,用幸福而感激的目光投向丁玲。丁玲從墻上取下王劍虹一幀全身照像,送給瞿秋白,成為兩人定情的信物。

此后,王、丁常常去瞿秋白那里暢敘,俄文教學沒有繼續下去,卻迎來劍虹和秋白的新婚。

三、新婚與永訣

1924年1月,王劍虹與瞿秋白結婚。之前,1923年10月初,蘇聯代表鮑羅廷抵達廣州,協助孫中山完成國民黨的改組。鮑羅廷指名調瞿秋白趕往廣州做他的助手和譯員,參與起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從10月初到年底,瞿秋白多次往返廣州、上海之間。只要在外地,他就會寫信給王劍虹。《秋之白華》一書所收瞿秋白致王劍虹的第一封信,寫于1923年12月間,開頭就是那首傳誦已久、膾炙人口的名詩——

萬郊怒綠斗寒潮,檢點新泥筑舊巢。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云梢。

這首詩寫于國共兩黨合作即將實現之際。“檢點新泥筑舊巢”,正是期望通過國共合作,改造和強化國民黨,推動“打倒軍閥、打倒列強”的國民革命,到達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理想境界。同時,借助“舊巢”,發展壯大共產黨的組織。瞿秋白暢然抒懷: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只直射云天的春燕,銜碧鋪綠,讓大地充滿生機,把春天帶給人間,使古老中華回春再造。這首詩象征著青春、熱烈、勇氣與自信,可以看作是瞿秋白一生奮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以上內容參見陳鐵健著《瞿秋白傳》相關章節,紅旗出版社,2009版,第128、129頁)

這信最后是一首新詩:“你離光明去了。”是的!光明,/你永永的籠罩著/我的心靈。/我雖然離你,/始終你還遠射著/我的心印。/——它沒有離光明!(《秋之白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第76、77頁)

“光明”何在?自然是王劍虹。她在信中被瞿秋白昵稱為“夢可”——我的心!瞿秋白自署“宿心”,與“我的心”心心相印,這是何等的浪漫,何等的激情!

瞿秋白對王劍虹的愛戀,情深似海,熾烈如火。從上海到廣州,海上航行六天,寫信11封,1月6日一天竟寫三封,其中一封是《桃源憶故人》——

海波青斷相思路,隱隱曉云低處。夢冷昨宵霜暮,——燈下呢呢語。心魂千里潮音度;怎似當時情緒?纖影入懷睡去;無奈醒時苦。(《同上,第83頁)

新婚離別,寂寞孤單,總希望在夢里與愛妻相會,強烈的感情噴涌而出。

1月7日,一封長信,前邊是一首新詩,后邊則是詩樣的散文:

那浪花也互相擁抱;那海鷗也互相追隨;那霞影依依蒙著天幕紅暈里幾分陶醉。……落日兒偷露著半面;紅暈的令人惝恍;他幻映出我的心兒,我的心兒,支頤微笑的那樣!(同上,第88、89頁)

瞿秋白與王劍虹的婚戀中,不離詩歌,情思往往訴諸詩詞。幾乎每天都要給王劍虹寫詩,有時還把美詩麗句雕刻在色彩斑斕的石塊上賞玩。瞿秋白的三十封信中,共寫新舊體詩詞15首,寫盡新婚前后,尤其是婚后幾天即別的強烈思戀之情。詩外的文字,也融入濃烈的詩意。

1月9日,在駛近廣州的船上,致王劍虹信十——

我不知怎的,近來又能很動情的很真摯的想著我的父親,我的已死的母親,甚至于我六七歲時看見過的外祖母;我已經又能悲酸的為他們墮淚。我從此看著窮苦的工人,農民,水手,襤褸的乞丐——不再當他們僅僅是革命的材料。我已能想著他們的父母妻子兄弟,體貼到他們的苦痛:“總有一天,平民的偉大的忿怒……雖造不出天國,止[至]少先打破現實地獄的第一關,是為他們的愛,是為他們的生活!”我以前不能感覺到的。呵!夢可!你救了我;我早已死了,你復活了我。我以前認為僅僅是“我的義務”的事,我現在能感覺他是“我的心愿”了。一切都是為你,一切都是為你,你驅策我的人格。(同上,第105、106頁)

1月12日,致王劍虹信十四——

……你偏偏愛我,我偏偏愛你,——這是冤家,這是“幸福”……

愛戀未必要計較什么幸福不幸福。愛戀生成是先天的……單只為那“一把辛酸淚”,那“愔愔奇氣來襲我心”的意味也就應當愛了,——這是人間何等高尚的感覺!

……你容許我這“社會的生命”和“戀愛的生命”相調和呢,還是不?(同上,第105、106頁)

第二天,1月13日,致王劍虹信十五,瞿秋白又提出調和“社會生命和戀愛生命”的問題要王回答,并說——

沒有生命的機器究竟于社會有什么益處。我們要一個共同生活相親相愛的社會,不是要一所機器棧房呵。這一點愛苗是人類將來的希望。(同上,第108頁)

1月28日,致王劍虹信二十九——

戀愛和社會的調和,……本是我一生的根本問題,我想它們本是調和的,我自己不敢信,要問我的“心”,“心”若給我一個承認,我可以壯壯氣往這條路上走去。自己的“心”都不肯給我作主,誰又作得主呢?

我的命運究竟給不給生命?……天下有單有“生存”的人,亦有有“生命”的人;這兩種人是大有分別的。(同上,第137、138頁)

瞿秋白信中詩文的意象,諸如水聲、浪花、海鷗、帆影、云影、天色、落日……與他的感情密合:把無法排遣的悵惘呈現出來,是他書生敏感內心世界的充分外化。瞿秋白是一位真正的多情的詩人。

作為革命者,瞿秋白在信中多次提出調和“社會生命”和“戀愛生命”的問題,“要一個共同生活相親相愛的社會”,并再三催詢王劍虹的答案。這是把愛情和革命緊密結合的美好理想。既然以革命為終生事業,自然在情書中向最親密的伴侶表露出來,希望得到她的回應,贊同而非否定。然而,王劍虹卻斷然拒絕回答——

你問我“容許你‘社會的生命’和‘戀愛的生命’相‘調和’不?”我想了又想,歸于“茫然”,不知怎樣答你……不,我實在不會答復你。

……你單莫問我什么“調和”……我不懂……

那社會生命和戀愛生命和便怎樣?不調和又怎樣?……我看著你的影兒好笑!我對你講:你愿意怎樣,要怎樣才覺得心里好過,那便是我容許你的,便是我要你的,便是你所謂我“命令”你的。這個答復滿意么?(同上,第155、156頁)

瞿秋白期望調和“愛情的生命”與“社會的生命”之間,即個人與集體、個人與革命之間的愛的和諧。這種調和,是基于不調和:王劍虹之愛深沉含蓄,追求單一的純粹的兩人之愛,與瞿秋白追求群體、革命和個人和諧甚至服從之愛,存在差異矛盾。王劍虹表示異議,正是這種矛盾的表露。王劍虹何以這樣,急切否定瞿秋白的問詢呢?首先,她已從1921年至1922年呼吁婦女組織團體加入無產階級革命軍的激進思想,退回到只作文學青年的原點。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病了,而且預感到未來的不祥結局——

這些“日子”偏要人一天天挨次過去……它們怎么不是我們別離的尾期而偏是開始呢?(同上,第147頁)

從你走后直到現在,我始終莫明其妙:我仍昏昏沉沉的。——干些什么?云霧中的日子!真是云霧中的日子呵!……(同上,第151頁)

我自[至]死不滿意我自己,……我十分疑惑我自己,直到我臨近“地獄之門”那一天。我這些話你一定不明白。你一定不以為然或許以為我隨便說說——我是費了無限思索——從心底里流出來的實在話呵!(同上,第153頁)

王劍虹寫這信(1月20日)。以及前一封信(1月19日),多次說到“冷”:“冷峭的風啊,吹得人發抖,手足渾身冷得僵痛。”“可怕的風雨之夜……我曾經做得幾首詩……可是燒了!”(同上,第150頁)這封信后附詩,最后一句:“宿心你,月兒圓了!可是它十分清冷,十分清冷!!”

王劍虹的七封信,基調是傷感凄冷的。這些“冷”,是氣溫的冷,更是心中的冷。一是新婚數日,愛侶南行,幾十天,自己被冷落在家,孤單凄涼,毫無“溫意”;二是身體不適,病痛加深,人去樓空,無所依傍。王劍虹患肺病,其母、姐都因肺病而亡。新婚與久別,病情加重,想到了死。在瞿秋白一再問她“和諧”時,不得不忍痛直陳所思,把最壞的結局告訴他。其實,早在1月16日,即三天之前,瞿秋白信中已說到“沒有你,怎能活?我希望我比你先沒有”,他是早有不祥的預感。王劍虹是極愛瞿秋白的,27日她寫的最后一封信,回顧離別竟月的日子——

我們正像走黑夜的人,過了一程,驚魂定了一點,回顧來路,黑漫漫好不怕人——我倆怎樣都平安地把初別以下的日時過去,現在看看光明近了。我回顧初邊[別]……那日子多么陰森悲慘呵!——我多么歡喜這兒是廿七了,轉瞬……!我靜等著……(同上,第162頁)

四十二天后,瞿秋白回到上海。慕爾鳴路寓所里,秋白、劍虹和好友丁玲,依然在爐火光圈射向天棚的美妙氣氛中暢談文學、吟詩、寫詩,教她們學昆曲、繡花、吹簫……然而,瞿秋白卻不能擺脫會議、講課、寫作、翻譯這些必做之事。他深愛妻子,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邊,陪伴著她。即使是寫作,他的視線也不離妻子。他后來責罵自己被“形格勢禁”地逼在政治活動和社會事務中難以自拔,實際上冷落了愛妻。寫于1923、1924年間的《寄××》中說:“同樣是歷史的誤會,同樣是時代的犧牲,滄海中的波濤,沉溺了幾多個性!”劉福勤先生認為,這些話表現了瞿秋白與王劍虹婚戀中的瞿秋白深感冷落了王劍虹而產生的內疚與自責。(劉福勤著《瞿秋白情感·才華·心史》,濟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頁)

四、“珍視這本書”

1924年7月,王劍虹病逝。楊之華目睹了劍虹臨終慘痛的一幕——

我和其他三位同學……順便去問候秋白愛人王女士的病。我們早已遠遠的聽到了尖利而悲慘的呼聲。等我們輕輕的走進病房,一個瘦小得奇怪的病人在床上躺著,但不時的將上身強力的彎曲舉起,她用自己的雙手要求擁抱秋白,并時時吻他,不斷的叫他。而他很慌亂而苦惱的彎手去抱她,也發出同樣悲慘的呼聲。汗與淚混在一起的從他頭上點滴的流著。旁邊娘姨和她們的朋友都現著沉默而驚駭的臉容。王女士的身上已沒有一點肉,只存了一副骨骼和骨上面包著的一層薄皮。可怕又可憐的病人叫著:冷,冷……要開水,開水。熱水不斷的在她頭上撥,然而她說還要熱一點的,熱一點的,簡直把開水滴上去,她都不覺熱,只覺冷。狼狽的秋白捏住了她的手不斷的流淚,似乎他的眼光里含著形容不出的懺悔和祈求。絕望已籠罩了他整個思想。我們只無話可說的呆立了許久,聽著王女士的聲音一點點的低下去,看著王女士的力氣一點點的退下去,最后她沒有可能再舉得起她的上身或她的手。她像燒完了油的燈火一樣,漸漸的滅了下去……

再過一忽兒,秋白撤開了她的冷手,把他自己身上已經浸透了汗的一件白汗衫從頭上剝下來丟在地上,站在屋角里,雙手蓋著眼睛悲傷的痛哭著。我們的眼光丟到死人身上,又丟到他活人身上,感動得站立不住。整個屋子里的人都寂靜了下來,只有凄然的哭聲沉浮在空氣中。(同上,第245、246頁)

這是一段此前從未披露的細節,這是一段不忍卒讀的紀實,凝血般的文字。

王劍虹逝世后,瞿秋白很快投入工作,又有與楊之華快速的婚戀,在高昂奔進的革命高潮中,似乎一時擺脫了哀傷陰影。然而,當他被王明一伙及其后臺逐出共產黨的領導層,又在長征時被甩在即將淪陷的蘇區,卒遭被俘下獄時,他對往事的追思和傷感更加深沉。在獄中遺言《多余的話》后《附錄:記憶中的日期》里,他鄭重留下一筆:“與王劍虹結婚”“劍虹死”。又有《夢回》詩——

山城細雨作春寒,料峭孤衾舊夢殘。何事萬緣俱寂后,偏留綺思繞云山。

作者牢固地保持著革命者的高風亮節,憧憬著美好理想;雖“萬緣俱寂”,知道自己即將不久于人世,卻有永固的心性“綺思”繞著“云山”,依然深深眷戀著他熱愛的人,向往著美麗的世界。

丁玲說,瞿秋白與王劍虹的婚戀生活,盡管“是短暫的,但過去這火一般的熱情、海一樣的深情,光輝、溫柔、詩意濃濃的戀愛,卻是他畢生也難忘的。他在他們兩個最醉心的文學中的酬唱,怎么能從腦中劃去呢?他是酷愛文學的,在這里他曾經任情滋長,盡興發揮,只要他仍眷戀文學的,他就會想起劍虹,劍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兒,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話);而他對他畢生從事的政治生活,卻認為是凡間人生,是見義勇為,是犧牲自己為人民”(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憶秋白》,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147頁)。

丁玲的這一番話,今天讀來仍然意味深長。

瞿秋白與王劍虹、楊之華的信札,保留至今已逾九十年。編注者李曉云,在書前長序中說——

奶奶楊之華非常珍視這些信件,將這些信連同瞿秋白寫給她自己的信放在一起,悉心收藏。這批信件雖歷經危難,還是得以保存至今。奶奶說:“我為什么把秋白與他已故愛人的書信也放在一起呢?……因為她是我愛人的愛人。”(《秋之白華·序》,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第23頁)

李曉云說,這些書信是怎樣保存下來的,奶奶楊之華生前并未同她講過。1983年方行(中共上海地下黨員,在解放戰爭期間把瞿秋白遺稿存放在銀行保險箱)發表《回憶楊大姐》文中提到楊之華“從蘇聯取回了秋白同志的遺札”(同上,第25頁)。可以推斷,楊之華在瞿秋白犧牲后,1935年再次赴蘇時把這些書信帶到那里,放在蘇聯友人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從蘇聯取回。

取回的遺札,除少數幾封在楊之華回憶文章中有所披露,絕大部分仍秘而未宣。《秋之白華——楊之華珍藏的瞿秋白》問世,填補了瞿秋白人生重要節點的空白,對于瞿秋白研究無疑是重大貢獻。書信的保存者楊之華、編注者瞿獨伊、李曉云及其家人,在瞿秋白研究史上應有光榮的一席之地。我非常贊同本書序言最后的一句話——

希望大家喜愛、珍視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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