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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立:從佚文佚簡中思考當下文學研究狀態

來源:文匯報 | 殷國明  2019年12月02日08:52

原標題:一項顯示文學資料學實績的成果——評《中國現代作家佚文佚簡考釋》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曾經是人文學科研究中的顯學,也曾取得過多種具有創新意識和學術價值的成果,但是若干年來,卻似乎顯得有所疲軟和沉寂,遭遇到了某種所謂“瓶頸”狀態。究其原因,資料方面的貧乏和不足當是顯著短板,這不僅表現在宏觀的整體文學狀態方面,例如對于現代文學創作狀態的了解就明顯不足;還表現在對于作家作品創作之外的邊緣性、周邊性、交誼性等與日常生活相關資料的收集和發掘,由此形成了現代文學研究資料中的諸多空缺和盲點,自然也不能不影響到現代文學研究的質量和進展,致使研究者對于作家生存狀態、心理狀態和創作狀態的分析和把握不夠真實和精準,甚至出現“一概而論”“遠離現場”的誤讀和誤解。

而這種狀態近來有了轉機的跡象,比如宮立博士最近出版的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結項書稿《中國現代作家佚文佚簡考釋》,堪稱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學方面的一大收獲,在很多方面彌補了不足和遺憾。這項成果涉及周作人、李劼人、周瘦鵑、郁達夫、梁實秋、沈從文、張恨水、鄭振鐸、夏衍、胡風、聶紺弩、李健吾、錢鍾書、何其芳、徐芳、陳敬容、穆旦、黃裳、汪曾祺、李蕤、張元濟、蔡元培、陳望道、洪深、袁昌英、田漢、熊佛西、梁實秋、巴金、朱湘、李霽野、于伶、蕭軍、吳組緗、趙家璧、曹禺等數十位作家,他們中間有的是現代知名作家,有的則是尚未被研究界關注和重視、但實屬為現代文學作出過貢獻、發生過重要關聯的文化人,他們的佚文佚簡散布在報刊書籍的各個角落,以往一直未被發現和注意,而宮立博士不辭辛苦,鍥而不舍,把它們從歷史塵封中一一檢出,并加以認真考釋和解讀,確實為相關研究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資料和資源,不僅功德無量,而且補足了很多空白,解答了許多問題,進一步拓展了現代文學研究空間。

例如,在《新發現的郁達夫的題詩、佚簡與演講文稿》一文中,宮立從郁達夫1929年10月1日日記中提到的“作書一封寄陳伯年”說起,詳言鉤沉了于1929年9月19日日記中提到的給周作人的覆函之內容,信中郁達夫表達了自己當時在文壇所遭受的各種傷害和攻擊,對于研究郁達夫在這一時期的生活境遇、創作狀態和思想變化,都有切實意義。以往的研究有時過度夸大了個人愛情因素的影響,反而忽視了郁達夫當時所面臨的文學困境,因為信中說“關于我個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議的謠言。上海的各小報及文壇,都在說我已經應了北京燕京大學之聘,去作署名文學系的主任了。并且薪水數目也有,到校的日期也已經有過,弄得大家來問我究竟,我倒反如張天師著了鬼謎,瞠目不能答對,你說這種謠言奇怪不奇怪呢?大約此事的出處,是由革文家等制造出來,意思是在(一)說我拜倒在美國拜金主義之下,(二)說我的確是小資產或有產階級,每月收入有幾多幾多,所以是反動的代表。這一種中傷讒誣,實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國人卻專喜歡弄這些小玩意兒,那也是沒有法子的。”

除此,此項成果還有一點值得稱道,就是在對于佚文佚簡的考釋中,亦不失對于當下文學研究狀態的思考。宮立是陳子善教授的高足,深得“讓資料說話”的神韻,但是在資料考釋過程中也會融入自己的感悟和理解。例如,在《周作人集外文拾遺略說》中,宮立對周作人《新文學的意義》一文進行了詳細考釋,認為此應為周作人兩次演講的“重錄”,并對于前后幾次演講中的相關話語進行了對比,指出了它們的相同點和相異處。與此同時,宮立在引錄周作人在1922年5月30日在北京女高師學生自治會的演講《女子與文學》所說“文學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實現,不適生活的附屬工具,用以教訓或消遣的:他以自己表現為本體,以感染他人為作用,他的效用以個人為本位,以人類為范圍”;“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于我們,當作一種專門的研究以外,還有很重要的意義與密切的關系,因為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們的現代生活里是極重要的一部分”之后,即有感而發地寫道:“這句話對我們當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也不無啟迪,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不應只是一門死學問,還應關注現當代研究的當代性,關注文學與當下生活、社會的關系,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應注重研究者個人的生命體驗,畢竟文學(包括文學研究)是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的,都是‘在我們的現代生活里是極重要的一部分’”。

此類對于讀者富有啟發的、短暫的感悟之語,在書稿中還有很多,不僅表現了宮立在考釋中的思考和發見,形成了文中連續不斷的亮點,照亮了資料中的思想和意義,而且也體現了他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價值和意義的認識和追尋。由此也足以顯示這項成果獨特的學術價值和創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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